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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悲哀叫魯迅的同學
【人物簡介】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了解魯迅在三味書屋念書時的情況，有一件事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那就是，魯迅有一位名叫周壽恒的同學，當年表現出來的聰明程度和記憶力，遠在魯迅之上。周建人回憶說：“我大哥讀幾遍能背出來四十行，他卻能背出八十行。”他們的老師壽鏡吾先生，也曾一再稱贊周壽恒是難得的天才。但是，后來兩個人的成就，有天壤云泥之別。魯迅成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豪，而周壽恒卻一事無成。
魯迅當然是三味書屋的優秀學生。他的同學周梅卿(也是魯迅的從叔)回憶道：“三味書屋讀書，到了年底要背出一年里所教過的書。魯迅年底在家里復習了幾天，將一年里讀過的書，在老師面前一放，能將一年所學過的書，一次就背將出來。
對課本上，也都是老師獎勵的紅圈圈。”壽鏡吾的次子、曾經代父執教做過魯迅他們老師、日后中了慈禧聽政時期朝元(恩科狀元)的壽洙鄰，也說過：“鏡悟公執教雖嚴，對于魯迅，從未加以苛責，每稱其聰穎過人，品格高貴，自是讀書世家子弟。”他說魯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兩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
[大家]有一種悲哀叫魯迅的同學
周壽恒能在讀書上比魯迅有更出色的表現，不難想見，他的天資稟賦是多么地優異。
探討人生成敗，具體地說，探討生活環境、教育經歷、性格志趣等對于一個人能否成才的影響，魯迅和周壽恒，是一個絕好的參照組。
張能耿先生在《魯迅親友尋訪錄》書的《福彭橋周家的兩位高材生》一節，對此進行了分析，分析包括主觀努力、家庭教育、性格愛好等方面。貌似全面，但我認為，對于真正關心教育、成才問題的人們而言，參考價值并不大。
主觀努力，當然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條件。古今中外，每一個成功者，都是通過努力達到目的，實現理想的。魯迅的成功，跟他一系列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三味書屋時認真讀古書，學習詩詞、繪畫，搜集家鄉先賢的文獻著作;在南京水師學堂、南京礦路學堂學習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外語能力;在日本留學期間，學習日語，學習醫學，跟章太炎學《說文解字》，閱讀各國文學作品，籌辦文藝雜志，從事翻譯工作，撰寫關于文藝的學術論文;在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時，搜集、研究古代造像碑刻，研究小說史，在錢玄同等人的催促下開始白話小說的創作……在紹興，在東京，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在上海，五十余年的人生，魯迅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努力。
但是，我們很難說，凡是不成功的人，都是不努力的。比如，我們很難說，閏土、阿Q都是不努力的。閏土終日吹著海風，在海邊種地，生兒育女，作為農民，應該說是努力的。但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見到兒時以哥弟稱呼的作家，恭敬、分明地叫起了“老爺”。
阿Q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追求愛情(跟吳媽說“我和你困覺，我和你困覺”)，要求革命(聽見革命消息，他激動興奮，看見趙家遭搶，他并未像小D那樣拔腿逃跑)，也是夠努力的。跟魯迅家境相當、同門求學的周壽恒，學習騎馬技術，拉二胡，演戲，據說能演各種角色，可見也不是一天到晚無所事事之人。周建人說：“周壽恒也許是太聰明了，他覺得(讀書)沒有花力氣的必要，所以他不喜歡讀書，更沒有看見過他寫字。”這樣的回憶，是不太可靠的，像是成敗論英雄的一種事后闡釋，猜測成分很大。
家庭教育，當然是人生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古往今來，有巨大成就者，常常是異數。有家學淵源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們的成功，跟家庭教育可以沒有同向、直接的關系。例如，孔子，父親是武士，他卻走了從事文化教育、宣揚禮儀的道路;李白，家族、父親可能都是經商的，他卻成了偉大詩人;納蘭容若，出生于富貴權臣之家，他卻成了多愁善良、哀感頑艷的詞人，跟他仗勢欺人的兄長截然不同。
魯迅成為文豪，可以說跟他的家族有一定的關系，他祖父周福清，進士出身，做過翰林，是一個有一定文學修養的舊式文人。但是，魯迅日后成為文學家，家族的影響實在是相當有限的。因為父親去世早，魯迅少年時代即承擔起支撐家門的重擔，許多事情均需自作主張，進新式學堂，學采礦，學醫，用白話文寫作，都是魯迅的父輩、祖輩在天之靈所意料不到的。魯迅的成功，與其說得益于家庭教育，不如說得益于家道中落。家道中落，使他“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而這，是大大有助于他的文學事業的。
《福彭橋周家的兩位高材生》中有這樣幾句話：“家里人希望周壽恒學錢業，曾送他到一家錢莊學生意，結果是學不進。總之是他不喜歡的不想做，他喜歡的又不讓他做，也就成為無事可做，于是成了吃吃玩玩的‘嬉客大少爺’。”
這個總結，失之簡單武斷。一點兒家庭的期望與安排都不敢、不能違背，他的無所成就，是不能歸咎于家庭的，得從自身找原因。他太缺乏反抗精神了。魯迅結束私塾生涯之后，不是去考秀才舉人進士，走科舉正路，而是學洋務，進了南京水師學堂，“當時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是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吶喊自序》)。由此可見，魯迅具有叛逆的勇氣。
周壽恒的家庭，實際上跟魯迅有一定的相似性。兩家不但門第相當，交情也不錯。周壽恒的祖父，雖然不曾中過進士，做過翰林，但是在道光甲午科鄉試中考了前五名，是個舉人，享有“經魁”的美譽。再者，周壽恒的父親周慰農，在周氏家族中，是魯迅父親最好的朋友。
家庭教育，不是萬能的，周氏三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也不失為例證。魯迅(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仨，兩個成了文學家，一個成了生物學家;成為文學家的兩個，一個以硬骨頭著稱，被譽為“民族魂”，一個做過異族入侵者的幫手，被稱為漢奸。
跟主觀努力、家庭教育相比，性格志趣的影響要大些，直接些。不過，我總覺得，魯迅從小喜歡聽長媽媽講民間故事，喜歡看地方戲，喜歡收集各種繪本圖書，這些事情，多少有些被過度敘述了，有為果尋因之嫌。因為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所以，盡量搜集他早年跟文學相關的事跡。這樣的敘述者，包括魯迅本人。
作為著名作家，為自己的文集作序，接受報刊采訪，當然會多談跟文學有關的事情。而周壽恒，因為他不是名人，對他的介紹敘述本來就少;加上他沒有在文學上做出成績，自然更沒有必要挖掘他接受文學熏陶、愛好文學的事跡。其實，即使是有限的知情者的口述，也可以看出，周壽恒是喜歡文藝的。喜歡拉二胡，混戲班子，扮演各種角色，都是。這一點上，魯迅跟他差不多。
如果說，周壽恒有太多玩物喪志的嗜好，使他終于不能成為文學家。這種說法，明末清初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的著名散文家張岱，是不會答應的。張岱自述，“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自為墓志銘》)。周壽恒的嗜好，肯定不如張岱多。
另外，魯迅也不是一個沒有嗜好、情趣寡淡之人。據周建人說，魯迅早年除了愛繪畫，還愛種花，愛養魚。后來，魯迅愛吃辣椒，愛抽煙，愛吃零食，愛看電影，愛搜羅古代造像、碑帖、外國版畫，興趣相當廣泛。
張能耿先生指出，魯迅跟周壽恒愛好上的不同之處是：魯迅不賭博，不嗜酒。賭博、嗜酒，都不是好事，必須加以批判，這當然是傳統教育的套路。但是，賭博、飲酒，跟文學之間不但不是絕緣的，有時候還會有促進作用。
杜甫曾經在長安客舍豪賭過，唐宋詩人詞人幾乎沒有不愛飲酒的。偉大詩人李白嗜酒如命，人所共知。從《阿Q正傳》關于迎神賽會的場景描述看，魯迅未必不懂賭博;從生前親友的回憶看，魯迅也是常常飲酒的。懂賭博，會飲酒，對魯迅的文學創作是有好處的。不會飲酒的魯迅，大概寫不出《在酒樓上》這樣的小說。
上述幾節文字，不是為了否定他人的分析和總結，而是想要說明：影響人生成敗的因素，個人努力、家庭教育和性格愛好等方面，固然都有份，但一定還有比這些更重要、更直接的東西。
它們是什么呢?我認為，主要是三樣東西：理想、勇氣、韌勁。具體地說，是高遠的理想，敢于叛逆的勇氣，甘于寂寞的韌勁。換言之，外在的原因，不如內在的原因重要。
魯迅的身上，這三點都表現得非常明顯。進洋務學堂，應該是想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學醫是為了治病救人，學過開船、采礦、醫學之后，轉而從事文藝翻譯和創作，介紹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到中國，矢志不渝地批判封建禮教與麻木愚昧的國民性，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支持民族救亡運動，他是要走文藝救國的道路。
可見，魯迅一直是有理想之人。進洋務學堂，加入光復會，差一點成為殺手，不專心致志寫更能傳之久遠的小說，而花大量時間寫作投槍匕首式的雜文，說明魯迅有足夠的叛逆的勇氣;搜集繪本圖書，搜集家鄉先賢著作詩文，抄錄古碑文，整理古代小說，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非同尋常的耐心和韌勁。這幾點特質，都不是常人所能具備的。絕大多數人不具備，周壽恒也不具備，但魯迅具備。
魯迅的名文《故鄉》，結尾是這樣的：“……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路的形成而言，是這樣的。但對于一個人來說，能否走出一條獨一無二的道路，關鍵在于：是否有一個通向遠方的目標，敢不敢踏進荊棘叢的勇氣，柳暗峰回時有沒有繼續前行的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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