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經典賞析
《離騷》是古代杰出的抒情長詩，它的內容深厚，思想深邃，情感深沉，境界高遠，語言奇偉瑰麗，想象新奇動人。下面是yjbys小編和大家分享的離騷經典賞析，更多內容請訪問(m.givethemtheworld.com/wenxue)。
屈原是詩國的一顆巨星，遠在眾星之前，它出現在我國詩歌史上，成為無數后繼者所仰慕的風范。他的不朽之作──《離騷》，震古爍今，千百年來深深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成為我國詩歌史以至世界詩史上，最為激動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偉大、優秀的藝術，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無盡藏。歌德說：“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探測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來人們讀《離騷》，人們認識它，分析它，開掘它，只要是一個態度嚴肅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過。它給人以“真”的啟迪，“善”的激勵，“美”的享受。它是那樣完美而豐富，古老而常新，“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這是司馬遷對《離騷》題義的解釋。“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這是他對詩篇創作動力的說明，也是對長詩《離騷》感情基調的詮釋。屈原為了振興邦國，實行“美政”，“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但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讒遠逝。他滿懷“存君興國”之志，卻喚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國兵挫地削，危亡無日，自己卻竟被疏失位，救國無門。這對于一位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來說，能無怨乎?詩中有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說：“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正是詩人蘊藏著滿腔愛國激情，飽含著血淚寫成的一首悲傷怨憤之歌，讀之令人摧肝裂膽，撼人心魄。
《離騷》一詩素稱難讀，這除了南楚的方言、歷史、神話、風物帶來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礙之外，主要由于全詩感情回環激蕩，反反復復，脈絡不易掌握。誠然，《離騷》是一首規模宏偉的長詩，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從洪氏說刪去“曰黃昏以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敘傳性的長篇政治抒情詩，而又帶有某些神話色彩和事件敘寫以及情節因素。因此，對于《離騷》一詩，我們只有首先從整體上進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藝術深處，發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偉大的藝術創造。
長詩《離騷》，敘寫了詩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經歷，從而說它帶有自敘傳的性質，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現實的描寫，在自我形象中滲入了濃重的神話因素。詩中的構思，具有某些情節性，但也并非是客觀的、真實生活經歷的敘寫，而完全是主觀想象的飛騰。這一切都說明長詩《離騷》是一篇浪漫主義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篇自傳體的敘事詩。也就是說我們讀長詩《離騷》，特別應該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詩人內心世界活動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開的全部豐富性和貫穿于全詩的藝術特質。
貫穿于《離騷》長詩中的“情”，即司馬遷所說的“怨”情，更確切地說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詩人身處戰國時期新舊交替的激烈變化時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熱愛的祖國，原本是一個強大富庶的國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著統一天下的諸多條件。但自楚悼王變法失敗以后，國政受舊貴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懷王時期，由于內政不修，外有強秦壓境，已處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聞強志，明于治亂”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遠見和剛正不阿的愛國志士。他出于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滿懷忠貞之志，企圖革新政治，振興楚國。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卻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擔任左徒要職，推行新政;誰料正當他忠心耿耿，報效祖國之際，卻因為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而謠諑蜂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讒見疏。他怨忿楚王之“數化”，“不寤”;怨忿“黨人”之“貪婪”、“工巧”，怨忿“眾芳”之“蕪穢”、變節、墮落。最使他感到哀傷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國的日趨危亡，而自己卻被剝奪了報效祖國的機會，“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做為一個“忠而被謗”，愛國獲罪，眼看祖國瀕臨險境而又“救國無門”的人，該是有怎樣的一種激怨之情啊!于是詩人的感情猶如火山爆發，迸射而出，鑄就這篇積忿幽深、摧人肝膽的長篇詩作──《離騷》。
忠怨之情是長詩《離騷》的一條主線，而從全詩結構上看，則可以分為兩大層次，即從開篇到“豈余心之可懲”，可以視為詩篇的前半部分，這一部分主要寫詩人矢志報國，高潔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現了抒情主人公與楚國黑暗現實的沖突;從女媭的責難至篇末，則主要寫詩人遭到迫害以后，繼續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動起來的內心沖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擇。從藝術手法來說，前半部分雖然也有藝術夸張，并運用了許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詩人現實生活的經歷，是實寫;而后半部分，則主要把熾烈的感情化為超現實的想象，表現了詩人的心路歷程，表現了一個苦悶的靈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虛寫。
掌握了長詩《離騷》這一結構層次，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一下它的內在邏輯，亦即詩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軌跡，以及起伏于全詩中的細微的心理描寫。
長詩《離騷》的開端就是很奇特的。詩人首先以十分莊重而自矜的口吻，自敘了高貴的出身，奇異的生日，以及由于父親對自己莫大期望而賜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說：“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鄭重之體也。”(清顧天成《離騷解》)誠然，開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肅穆的，含蘊是深邃的。他強調自己與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陽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對楚國的興亡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也為他的至死不能去國埋下了伏線。他自道奇異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現他的尊貴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正道直行，嚴于律己;靈均，稟賦良善，公平均一。這是親人對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條。總之，這起始的八句，就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愛(“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定下了基調。接著詩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萬分急迫的心情表達了自己獻身君國的愿望。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這是對自己的。他擔心時光飛逝，自己為國家做不成事業。因此他不滿足于先天的“內美”，還“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實、提高自己，以便奉獻于祖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是對楚王(“美人”)。他擔心楚王不能及時奮進，耽誤了楚國的前途。兩個“恐”字，充分表達了詩人對國事的危機感，特別是詩人為祖國的前途而焦慮，為祖國的命運而擔憂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勸導楚王“撫壯而棄穢”，愿為楚王“導夫先路”，希望日益衰敗的楚國，重新振興，恢復到開國盛世的那種局面：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詩人的這一片赤忠之心，卻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卻因觸犯了守舊貴族的利益，而招來了重重的打擊和迫害。詩篇展現了楚國社會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憤慨的圖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讒多變(“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隨風轉舵，墮落變質(“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朝廷群小“貪婪”、“嫉妒”，蔽美稱惡，無所不為。黑暗的現實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與詩人的愛國理想 “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性的沖突。詩人于是感到苦悶、孤獨、憤懣，以至強烈的失望。但詩人是堅決不屈服的，在詩篇中他反復申說了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決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詩人是要誓死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長詩并未就此結束，黑暗的現實，巨大的苦悶，迫使詩人由現實進入幻境。“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從而全詩轉入了第二部分。
堅貞的靈魂需要戰勝誘惑。與常人一樣，在失敗的極端痛苦中，詩人的內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慘遭迫害的情況下，還應不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和永無反悔的態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國所容的情況下，應不應出走遠逝，到他國尋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負?詩人通過女媭、巫咸、靈氛這些虛構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勸說，把自己的內心沖突和抉擇形象化了，從而向我們展示出了一顆經過煉獄的考驗，而更加潔白無疵的偉大的靈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歷史悲劇來規勸他，勸他放棄執守，與世浮沉。這與詩人“依前圣以執中”的堅持真理的態度是矛盾的，實際也是對詩人既往斗爭生活的否定。這一內心沖突是激烈的。這個矛盾怎樣解決呢?他需要歷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華而陳詞”，重溫了夏、商、周歷代的興亡史，并以壯烈的心情回顧了前朝那些為正義而斗爭者的命運。這種再認識不僅增強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時更激發起他繼續奮斗的勇氣和寧死不悔的壯烈胸懷：
“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戰勝了世俗的誘惑，他的內心世界得到了暫時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滿懷激情地進行了新的“求索”。這樣，詩篇又展現了一個再生的靈魂為實現理想而頑強追求的動人情境。詩中寫他不顧天高路遠，駕飛龍，歷昆侖，渡白水，登閬風，游春宮，上叩天門，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喚醒楚王，他要挽救國運，他要尋求再次能有獻身于祖國事業的機會。但楚國的現實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戲弄，結果以困頓、失望而告終：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詩人完全陷入到絕望的悲哀之中：“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詩人本是把自己的命運完全與祖國貼在一起的，他赤忠為國，但卻“方正而不容”，那么他還有什么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國遠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這無論從當時“楚材晉用”的風習上看，還是從詩人主觀的才能和現實處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出現了第二、第三個誘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占之的結果是告訴他在楚國已無出路可言，勸他離開是非顛倒的楚國，去尋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但做出這樣抉擇對詩人來說畢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現了巫咸的勸說，巫咸不但同樣勸他出走，而且還以歷史上賢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啟發他趁年華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靈氛的勸說，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當時的世俗人情之見，無疑也是詩人在極度彷徨苦悶中內心沖突的外現，也就是堅定或動搖兩種思想斗爭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驗得更堅定，就得通過這種種誘惑。于是在詩中詩人假設自己姑且聽從靈氛的勸告，“吾將遠逝以自疏”，決心去國遠游。可是正當他駕飛龍，乘瑤車，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進的時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鄉楚國。也就是看來一切矛盾、沖突行將結束的時候，一切又都重新開始：是就此遠離開這黑暗的已無希望的祖國呢，抑是仍無希望地留下來?詩人深沉的愛國情志再次占了上風，“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詩人終于還是留了下來。他明知道楚國的現實是那么黑暗，政治風浪是那么險惡，實際上他也吃盡了苦頭，但他不能離開他災難深重的祖國，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離開。這樣，詩人又從幻想被逼入現實，悲劇性的沖突不可逆轉地引導出悲劇性的結局。他熱愛楚國，但楚王誤解他，不能用他，楚國的群小又兇狠地迫害他;他想離開楚國，這又與他深厚的愛國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來殉他的理想了：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體現著“歷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輝理想被扼殺了，這是詩人屈原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屈原是在我國文學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譜寫的詩篇，如日月經天，光照后世，成為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財富而萬世永存。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偉大的藝術是一個美的無盡藏，長詩《離騷》更確乎如此。我們讀長詩《離騷》是感到那樣的驚心動魄，那樣的仰之彌高，它有著怎樣的美的內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莊嚴而偉大的思想帶來的無比光輝的崇高美。進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愛國主義激情，莊嚴的歷史使命感，以及悲壯的獻身精神，這就構成了詩人無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輝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要是一個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獻給一種道德追求，要是他擁有這樣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這方面和這個人相比起來都顯得渺小的時候，那我們在這個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們在長詩《離騷》中正是可以看到這種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潔白的人格，堅貞的操守，使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惡的人群，顯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瑣，而詩人的人格和形象卻是峻潔而高大的：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遺則。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詩人是孤獨的、甚至是寂寞的。但他是圣潔的、高貴的，也是傲岸的。長詩《離騷》正為我們創造了這樣一個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余讀《離騷》……悲其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劉勰)“逸響偉辭，卓絕一世”(魯迅)，對于屈原《離騷》一詩所具有的崇高美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著不二之詞，同一感受。
其次，慷慨激昂的悲壯之美，是長詩《離騷》的另一鮮明美學特色。屈原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既有“存君興國”之志，又有治國理亂之能。他“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胸懷“美政”理想，企圖改善楚國的處境，振國興邦。但卻為黑暗勢力所圍困，從而引發出悲劇性的沖突。而最為感人的是，屈原始終是自己悲劇命運的自覺承擔者。所謂自覺地承擔，是指他對堅持斗爭下去的個人后果本有足夠的估計，但他義無反顧，仍去自覺承擔：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明知堅持下去會慘遭不幸，但他為了深刻的原則性，仍然選擇了斗爭以及把斗爭堅持到底的道路，從而忍受了極大痛苦，罹得了人生的極大悲劇。“悲劇是人底偉大的痛苦或偉大人物的滅亡”(車爾尼雪夫斯基)。詩人屈原高標著“美政”的理想，懷著“九死不悔”的壯烈獻身精神，經受著嚴酷的政治斗爭和自我斗爭的磨練。屈原的一生是極其不幸的，他蒙冤受屈，赴告無門，而最終以自沉結束了生命。但洋溢在長詩《離騷》中的整個感情卻不是悲觀，甚至也不單純是悲哀。它表現的是正義壓倒邪惡，莊嚴壓倒恐怖，美壓倒丑;它所表現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剛毅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地追求。我們讀著《離騷》中那些發自肺腑的昂揚詩句，就會感受到一股不能自已的激越、崇高的感情和悲壯的英雄氣概，這也正是長詩《離騷》的又一鮮明的美學特征。
與長詩《離騷》上述美學特征相聯系的，是它的高超的、獨創性的藝術表現手段。詩人艾青在其《詩論》中說：“一首詩必須具有一種造型美，一首詩是一個心靈的活的雕塑。”長詩《離騷》是通過怎樣的藝術手段來完成其抒情主體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顆美的心靈的呢?詩人把熾烈的感情與奇麗的超現實想象相結合，把對現實的批判與歷史的反思相結合，熔宇宙大自然、社會現實、人生經歷、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為一爐，結構出一個無比恢宏壯麗的抒情體系，這是詩人屈原在中國詩史上的奇異貢獻，是對中國古代詩歌園地的偉大開拓。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把它與古老的“詩三百篇”相比較，并對于它的特點與貢獻做了這樣的評論：“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甚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的創作，特別是長詩《離騷》為我國文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傳統，成為我國古代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典范。
這是就長詩《離騷》總的創作方法和宏觀結構而言的。而就其諸多的具體表現手法來看，長詩《離騷》也有著多方面的新穎創造。如他發展了《詩經》以來的“比興之義”，以香花美草作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節操的象征，令讀者如睹其崇高圣潔之姿，如聞其道德之芳香。長詩《離騷》是一首政治抒情詩，但詩人卻不時借用男女情愛的心理來表達自己的希望與失望，堅貞與被嫉，苦戀與追求。屈原的悲劇是政治悲劇，但他對君國的忠誠哀怨眷戀之情，用愛情來比喻，用愛情心理來刻畫，就更為曲折盡致，深微動人。詩人抓住香花異草、佳木美林、男女情愛本身所具有的豐富美學內涵，來美化抒情主體的形象和性格，從而也使全詩的風格更為絢美奇麗，光彩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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