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狂傲與輕慢

杜牧的狂傲與輕慢

　　在平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對古詩都再熟悉不過了吧，古詩言簡意豐，具有凝煉和跳躍的特點。那么問題來了，到底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杜牧的狂傲與輕慢，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杜牧在唐晚期生活，是個風流才子。下面是杜牧的狂傲與輕慢，和小編一起來看一下吧。

　　與李商隱齊名的杜牧，官宦世家，自稱“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兩枝仙桂可能是暗喻其宰相祖父和26歲中了進士的杜牧本人。無奈寺院僧人不知杜牧何方神仙，弄得杜子極其掃興，悻悻然題詩如斯：“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狂傲得很。杜子仕途，無多坎坷，因此筆下也沒什么滄桑感。一生詩賦，兩大主題;一是感慨江山，一是唏噓女人。別看杜子下筆狂傲，骨子里卻是以無知填底的。既不懂天下興亡之奧義，又茫然于女人之辛酸。

　　杜子最有名的感嘆興亡之作，無疑是《阿房宮賦》。此賦居高臨下，文采飛揚，端的是將亭臺樓閣盡收眼底。其實，不過是抨擊“秦愛紛奢”的政治正確文章。按照杜子的觀點，秦皇是因為紛奢才導致了如此下場：“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最后，得出結論如斯：“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道是：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秦亡的原因，紛奢只占很小的比重。倘若能夠假設秦皇只要不紛奢就可以千秋萬代，那也太搞笑了。所謂紛奢者，用今人今語言之，腐敗也。若要考察秦亡原因，制度造成的獨裁比紛奢更重要;更為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支撐秦制和暴政的商鞅軍國主義以及韓非、李斯的權術帝王術。當然，非要杜牧明白這類道理，不免有苛求之嫌。想要指出的只是，杜牧的不暇自哀之說，是相當膚淺的。就算此說意在勸諫當朝皇帝，也是站不住腳的。晚唐的政治危機主要在于，王室相殘，宦官弄權。順宗猝死，憲宗遇害，都與此有關。這類權斗，通常為王朝政治在所難免;與當朝風氣的紛奢與否，關系不大。但詩人也罷，后世的清流也罷，都喜歡做道德文章，將王朝衰敗歸結于道德風尚如何敗壞。一如后世寅恪先生認為唐朝重文才的科舉之盛，“極于德宗之世。德宗本為崇獎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飾茍安之政局。”而這，剛好就是杜牧在《感懷詩》中所說的：“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杜牧《感懷詩》從唐初說起，總結唐朝政治的經驗教訓所在，其大致見解，與《阿房宮賦》如出一轍。這類賦，這類感懷，說得好聽點是傷史憂時，說得難聽點就是說說風涼話而已。這就好比看著鄰家敗落，然后幽幽然地告訴世人，這都是這家人自找的，怨不得別人。

　　一般說來，大凡王朝盛世都會因為繁華而導致所謂的紛奢，或者說風流綺靡。這與其說是政治敗象，不如說是經濟文化興盛的標記所在。唐朝有開元、天寶年間的盛世氣象，西方有古羅馬的繁華似錦，又有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城邦景觀;現代西方更是有十八世紀的巴黎，二十世紀的紐約。這都不是恥辱的象征，而是光榮和夢想的歷史地標。政治理當在政治層面上談論，而不能動輒歸結為道德因素。在道德層面上考究政治乃中國儒家哲學的歷史文化盲點。杜牧未能免俗。再說了，杜牧在譴責綺靡的同時，自己也活得綺靡得很。

　　盛唐詩家杜甫雖然也持同樣的政治正確立場，但從來不把政治和女人混為一談。杜牧的俗氣在于，就是喜歡在談論政治的時候，摻入女人元素。或者是遐想式的，或者是評議式的，甚至意淫狀的。《赤壁》屬于第一類，遐想。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憑吊三國赤壁，竟然以深鎖二喬作結。真不知杜子遐想歷史遐想到哪里去了。更讓人不以為然的是，從這首憑吊歷史的詩作中，看不出詩人有什么不同凡響的史論史見。同為晚唐詩家，皮日休的《汴河懷古(其二)》，就有自己的見解在其中：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不管世人是否認同，皮日休不以成敗論隋煬帝，并且肯定其開通大運河之功，史見史識頗有不隨波逐流的卓爾不群氣度。杜牧一身官氣，老三老四的指點江山，非但說不出什么像樣的見識，而且動輒就從江山轉到女人身上。《泊秦淮》當屬第二類：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要說到亡國的責任，就算皇帝不承擔，也輪不到商女來擔當，那么眾多的大臣士子更不用說軍官武夫，養著干嘛的呀?當然，更無恥的是后世眾多的權男傳誦者，仿佛亡國都是女人的過錯，跟權力男人毫無關系。世人從這首詩里學會了在國家存亡關頭如何取笑女人的本事，從而養成把亡國罪責推諉給女人的惡習。紅顏禍國，商女不知亡國恨，云云。就像粗鄙的村夫在外面吃了癟，回家使勁揍老婆。權男杜牧在這首詩中的嘴臉，與村夫的粗鄙，半斤八兩。杜子的《過華清宮絕句》，似乎屬于第三類：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嘆花》

　　這首七絕表面上是諷喻玄宗貴妃的紛奢，下意識里卻是對深藏于繡成堆里的那位貴妃娘娘的遐想和意淫，一如其《赤壁》詩之于銅雀深鎖二喬的窺探。杜牧的詩才不低，通常將這樣的欲念隱藏得很深。但是，只消琢磨一下這首《嘆花》，便可知杜子之于女人的欲念之重，絕對不下于大大咧咧的白樂天。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

　　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前兩句猛瀉花尚未開時不曾摘花的氣急敗壞，后兩句是面對人家生米已成熟飯的恨恨不已。花已狼藉，后悔已晚，遺憾無益。倘若說前兩句是欲望沒能滿足的憤恨，那么后兩句全然轉為面對狼藉之花的冷酷。“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潛臺詞是，昔日豆蔻，已然報廢。在僧人面前狂傲不已的杜牧，在女人面前是了無溫情的。

　　一般的文人艷詩艷詞，通常是詩男詞男情不自禁地流露與所愛在一起的享受或者溫馨。但杜牧從來不做這類蠢事，從來不向世人表露跟女性在一起的真實感受，而是將筆端聚焦于自己沒有得到的女性。不知李商隱是否看出了杜牧的這種品性，所以會贈詩如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

　　“刻意傷春復傷別”，可謂杜牧女人詩的絕妙概括。無論是《張好好詩》《杜秋娘詩》，還是《嘆花》，乃至《赤壁》之中的“銅雀春深鎖二喬”，甚至《過華清宮絕句》里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皆如是。

　　《張好好詩》《杜秋娘詩》皆訴諸五古長歌。這兩位女子都是杜牧想要而不得的美人，雖然生活中與杜牧的間距略有遠近，但在情感上與杜牧的相隔，相差無幾。鎖在銅雀中的二喬是很虛幻的，但這兩位卻是杜牧的平生所遇。仿佛離杜牧很近，唾手可得;其實卻離杜子很遠，當杜牧能夠接近她們的時候，都已然徐娘，并且落魄潦倒得不成模樣。因此，杜牧一方面為自己沒能得到天仙般的美人而嫉恨，一方面又樂得以旁觀者的冷漠，向她們施以居高臨下的同情，亦即杜牧詩中所言：“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相比之下，杜牧之于張好好的情感似乎略多一些，“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但骨子里都一樣，聊自貽，聊一書，沒什么區別。世人有說，無聊才讀書;這在杜牧卻是無聊才作女人詩。仔細對比這兩首女人詩，實在看不出杜牧有多少情感寄寓其中。杜牧的女人詩當中，惟有《嘆花》比較濃烈，但不是摯愛，而是得不到的恨恨不已，就像得不到美玉之類的寶物一般。這個來自官宦世家的晚唐官宦，骨子不過是個食色動物罷了，其女人詩充滿毫無人情味可言的冷漠。

　　可能也是因為那樣的冷漠，故而對僧人、寺院，毫無感覺，乃至輕蔑。看看這首《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寺院與酒家，沒什么兩樣。酒家尚有酒旗迎風飄拂，寺院卻被煙雨全然掩沒。在杜牧這種輕慢面前，那個諫迎佛骨的韓愈反倒顯得可愛起來。韓愈太傻，杜牧太浮，用上海話說，太老卵。傻人可愛，浮人可憎。

　　當然了，杜牧的詩才是必須肯定的。只要杜詩不涉及政治或者女人或者政治加女人，就會變得好看起來。比如這首著名的《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很好看。仿佛是王維寫的一般。不過，王維筆下的景色再空靈也充滿人情味。即便是“空山不見人”，也會是“但聞人語響”。這可能是杜牧詩作所不具備的。白云生處的人家，在詩中只是景物性的點綴而已，并非是對人的關切。李商隱又有言：“杜牧司勛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這無疑是對杜詩的絕妙評說，妙在清秋一詞。清秋者，冷冽也。

　　拓展閱讀：

　　詩人簡介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唐代詩人。杜牧人稱“小杜”，以別于杜甫。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后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余，關心軍事，后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于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后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于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由揚州赴長安就任監察御史。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并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于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后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并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后，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并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里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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